对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表示，阳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确实能证明药品在疾病诊治过程中的独特价值，但医生一般会理性判断证据的质量，包括对照药物是否恰当、观察指标是否合适、统计方法是否正确等，只要这些指标都合理科学，医生就能接受研究结论。
事实上，大部分网站目前是处在无项目，也无资金来源的状态。至于华大基因的问答社区知因能够做什么，有网友评论道，知因要做的不仅仅是基因领域的知乎，问答只是一个切入形式。
而目前知因网站更像是华大基因内部的问答社区，大多话题均与华大基因有关，这与其他问答社区比起来，显然有失中立角色。很多网站有数年之久未进行内容更新。科研众筹这个略带浪漫色彩的词汇，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带刺的玫瑰，加上目前国内众筹网站均游离在政策的灰色地带，产业发展前景难测，科研众筹又颇具公益成分，更是鲜有人问津，所以打算在科研众筹领域大干一把，确实有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近，华大基因微信公号接连推出极具颠覆性的互联网概念——众筹（crowd-sourcing），探索如何利用众筹帮助更多科研工作者获得资金支持。但是就如同明星一样，总是那么星星点点的几个，Experiment的良好发展掩盖了这个领域其他众筹网站的惨淡经营。
科研众筹——带刺的玫瑰事实上，华大基因不仅对问答社区感兴趣，对互联网颠覆科研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而Experiment的盈利方式是从项目资助额中收取5%的辛苦费。考虑到学术不端行为对人类健康及社会的危害性，学者们不禁开始讨论，学术欺诈到底应不应该算做犯罪行为，又应不应该对欺诈者予以刑事处罚？今天，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医院全球儿童健康中心的佐勒菲卡尔•布塔（Zulfiqar A Bhutta），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医学系惠灵顿哮喘研究小组主任朱利安•克兰（Julian Crane）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此外，研究欺诈也还缺乏一个专门的定性描述。黄禹锡（Hwang Woo-suk）曾因为其发表的干细胞研究结果造假，被韩国首尔大学辞退教授身份，但他之后依然能够重返公众视野，继续科研生活。尽管大部分学术欺诈的始作俑者一旦东窗事发就无法再继续科研工作，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判罚标准，一些曾经有过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者仍然能够重回科研圈。据调查分析，有2%的科学家承认曾经至少一次编造、伪造或者修改数据。
布塔强调，研究欺诈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些无害的实验操作而已，它对于人类健康及社会进步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外国资金再也不能享受红地毯的待遇了。
其次，在大量风险资本、天使投资人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推动下，中国的企业家人群正在迅速扩大。因此他们就会进行选择。这起丑闻在中国是最受关注的企业腐败事件之一。首先，最大的差距就是，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不同，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
这样的方式令公众对外国企业心生不满。外国资本和技术不再具有优势。从计算机到汽车制造，再到更加尖端的行业，中国都具备国际竞争力，不再迫切需要技术知识。文章称，所有这些加起来，说明中国社会对外国事物的态度已经大大转变——不仅仅针对跨国企业。
既然事实如此，那为什么是外国企业更有可能被逮住，而且其行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宣传呢？中国有句古话叫杀一儆百。时评：在华药企为何容易成反腐目标？ 2014-07-19 10:09 · 李亦奇 一年前，葛兰素史克公司企业的经理人用大笔金钱向医生和官员行贿被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这起丑闻在中国是最受关注的企业腐败事件之一。
鉴于腐败企业的庞大数量，政府无力全部调查并进行处罚。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在中国反腐运动启动18个月后，每天仍然不断有官员被解职——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界人士被调查。不过事实上，由于声誉对外国跨国企业的影响更大，因此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比中国国内企业的做法更加规范。海归人员再也没有待遇上的优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6日发表题为《在中国，外国企业成为待宰羔羊》的文章称，在中国反腐运动启动18个月后，每天仍然不断有官员被解职——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界人士被调查。为了赢得帮助国有企业重组并上市的合同，外国投资银行争相雇用官员的亲属。这种人才流失削弱了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并动摇它们在中国的地位。
他们尤其会选择那些能够将威慑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即参与行贿的著名外国跨国企业。中国为外国资本和技术敞开大门。
把目标对准它们几乎没有风险，反而能带来许多潜在的国内政治收益。文章称，在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开始之前，腐败普遍存在，这并非秘密，国内外制药企业往往不得不向医生递红包，或赠送昂贵的礼品。
有证据显示，这家英国制药企业的经理人用大笔金钱向医生和官员行贿。文章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变得更加自信，这只会增加跨国企业在反腐运动中的薄弱性。
大量有才华的高级管理人员离开跨国企业和投资银行，开办自己的企业。第三，尽管绝大多数企业雇用的都是称职之人，但少数人无疑将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官员们当时看重的是另一方面。一年前，葛兰素史克公司被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
中国那时很穷，需要外国投资和专业技术。实际上，甚至还有劣势。
外媒称在华药企容易成反腐目标缘由中国更加自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跨国企业从来没有被选中。
它们不再受到人们的无限崇拜和尊敬。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变化令外国跨国企业成为容易被选中的目标。
跨国企业目前面对的形势大大严峻起来。企业高管们想知道的是，有这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运营，为什么偏偏是葛兰素史克——而这起事件对其他企业在中国的生意意味着什么虽然预防学术欺诈发生的工作也很重要，但鉴于学术欺诈其低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预防工作显得非常无力。面对可观的利益诱惑，研究者完全可以不顾可能被起诉的威胁。
学者们不禁开始讨论，学术欺诈到底应不应该算做犯罪行为，又应不应该对欺诈者予以刑事处罚？ 据来自文献检索系统PubMed的数据统计，截止于2012年5月3日，生物医学领域共有2047篇论文被撤稿，其中因为学术欺诈或可能造假的占43.4%，重复发表的占14.2%，剽窃的占9.8%。没有多少研究者的科研生涯是毫无瑕疵、没犯过错的，他们就都是诈骗犯了吗？克兰在文中写道，在制定法律以及确定调查、逮捕和审判哪个造假研究者前，人们需要先明确什么是学术不端，什么是欺诈。
他觉得通过刑事诉讼方式提高研究欺诈的问责，不但不会减少研究欺诈行为，还会破坏人们对正常研究工作及其结果的信任。但是对于广泛存在的学术蓄意造假行为，目前还未有明确的惩罚准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考虑到自身名誉，科研机构不希望对这类问题进行重惩。
克兰表示，把研究不端行为定为犯罪是很悲剧、糟糕甚至是疯狂的想法，意大利的地震学家是个极端的例子——由于被指控在估测地震风险时给出了错误的保证，6位科学家以过失杀人罪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巨额罚款——但这根本和学术诈骗没有关系。从个人到产业巨头，研究欺诈比比皆是。